口述/吴俊秀 撰文/余言 供图/吴俊秀
吴俊秀
吴俊秀生于1934年,马来西亚归侨。曾就读于广州市第五中学、佛山师专(现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退休前任职于仲元中学、原番禺市人民政府文教科、原番禺市侨联等单位。
沙巴州山打根(1994年)
山打根(Sandakan)你或曾听闻,如今它是马来西亚沙巴州物产较丰富的一个城市,也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木材、棕榈出口港和渔港,市区以华人居多。但在9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蛮荒的原始热带森林,主要出产木材和橡胶,粮食广种薄收,交通、医疗、教育尚未发展,甚至金属厨具都很罕见,这样极度贫困的土地又遭到日军侵略,饱浸艰苦的血泪,而我便出生在此。
客从南粤来 飘零山打根
追根溯源,我的父辈是地地道道的广府人。父亲兄弟姐妹九人,他行三,家住越秀南东濠涌旁,家中经营木制品小作坊。后因生意没落,父亲几经辗转来到山打根,在原始雨林中伐木为生。母亲姓周,可能是来自东莞一带的客家人。我是家中长子,下有秀莲、秀英两个妹妹。
父亲长年累月在雨林深处伐木,由于回家路途遥远,我曾三年左右才能见到他一次。我们三兄妹的生活由外祖母、母亲柔弱的肩膀承担,她们带领我们修建木屋,在架空层养鸡,在山边的平地上种蔬菜,并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拿鸡蛋和蔬菜换得一点米粮和生活用品。由于野鸟偷食、天气等原因,当地稻谷收成不佳,印象中米最为矜贵,需要一大盆鸡蛋才能换来,因此我在10岁前几乎没有吃过白米饭,主要靠番薯饭、木薯饭、瓜菜和野果等维生。
平淡的日子并不长久,我10岁左右(约1944年),日本兵侵入山打根。母亲带我们一家老小逃难到森林深处,并遇到了父亲。父亲刀耕火种,开辟了篮球场大小的平地种植番薯、木薯为生。期间外祖母、一岁左右的弟弟相继离世,母亲将有限的番薯给我和妹妹吃,自己食用木薯过多而慢慢中毒。
1945年,日本兵投降撤离,父亲继续在林中伐木谋生,母亲带领我们三兄妹踏上回家之路,希望重新开始生活。但沿途所见皆是饿殍和奄奄一息的流浪汉沿路乞食,河道里胀满了尸体,水流被阻断,蚊蝇漫天飞舞。还没有安定下来,母亲便全身水肿病倒了,“住”进教会医院旁临时建成的木棚,躺在有百余人的大通铺上。随着病情加重,她的下肢溃烂见骨,却没有止痛药,也没有纱布包扎,只能高高吊起,任由蛆虫扰动。她担忧失去双脚无法劳动,无法照顾我们,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及时截肢,期待过一段时间能好起来。但我们没有等来奇迹,母亲没来得及留下只言片语,在一个夜晚悄无声息地结束了生命,医院连夜把她推进山坑。那时我刚满12岁,大妹9岁,小妹6岁,我们呆立在掩埋母亲的山坑旁,不敢相信一夜之间失去了母亲,失去了家庭的爱和教育。
父亲伐木收入微薄,独自一人难以养育我们。为了让我们活下去,他将大妹60马币(约120元人民币)卖给当地华人做养女;小妹则被送到文莱的庄园主家中做工,还没有锄头高便开始种地。家穷被迫鬻女,这样的无奈无力、骨肉分离,是那个动荡年代共同的伤痛。
当割橡胶童工(13岁)的照片(人生第一张照片)
读书始知事 归国心似箭
不久后,父亲将12岁的我送到山打根大同小学读二年级,并定期支付费用给一位姓范的理发师朋友,托他照顾我。
大同小学可谓“简陋”,仅有竹制的门牌和一座小木屋,只有一位校长、一位老师和一位校工,一到三年级大约有15位同学,跨年级在一起上课,也没有课本。但我牢记外祖母、母亲“老实做人、勤奋做事”的叮嘱,尽己所能学习,多次考取第一名。因此受到校长张公任的关注,并在13岁因家贫辍学,去橡胶园做割胶童工谋生后,幸运地得到他的帮助——介绍我去山打根唯一一家照相馆——金马照相馆做学徒。他叮嘱我学习一技之长,在山打根城接触更多人和事,谋求发展机会。
照相馆有黄敬德、陈其昌、张庆华三位师傅,有的懂技术,有的懂管理。最初我只能做基础的杂工,因为工作踏实,师傅允许我在完工后到暗房旁观洗相。他们不会时常为我解惑,靠着观察、琢磨,我逐渐掌握了照相、洗相等技术,工资达到了每月15马币。
更为重要的是,我在1951年结识了黄敬德师傅的朋友,来自香港的“水手”陆国兼,获得人生新的机遇。陆国兼带我到船上的工会阅览室,阅读《人民日报》《人民画报》《大公报》等刊物,我有了“我是中国人”的认知,等待时机去建设新中国、追求新生活。
终于等到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发言令我心潮澎湃,当即准备回国事宜。
1955年5月12日凌晨0点,我永远记得这个时刻。大妹为我送行,给我省吃俭用存下的10马币,加上师傅的资助等,我带着70多马币(约140元人民币),离开了生活20多年的山打根,搭乘运橡胶货船奔向祖国的怀抱。
海上航行约5天,我到达了新加坡,并与近30位想要回国的华人青年结伴。5月24日,我们搭乘荷兰客船,5月30日早上到达香港和深圳交界处的外海。
随后,我们一行人被分批带往深圳罗湖火车站。随着年岁增大,记忆逐渐模糊,但车站旁边英国兵、解放军分别在罗湖桥两边驻守的场面我无法忘却,轰鸣的汽笛声我无法忘却,“呜——咣当咣当”,载我回到广州,驶向新生。
假日郊外摄影
重启求学路 机缘助寻亲
到达广州后,我们一行人在石牌附近接待侨胞的招待所暂住,并在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现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习。不到一个月,国家便为我们安排出路,不考核年龄,自由选择读书或做工,这是极大的优待。
由于早年辍学,我年过二十仍有“读书梦”,便报名初一招生考试。在越南归侨周福明同学的帮助下,我花10天左右学习小学语文和算术,并在7月初一次性通过考试,被广州市第五中学(以下简称“五中”)初中部录取。
五中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广州市人民政府创办的第一所公办完中,有当时罕见的400米标准跑道操场。学校的午餐和晚餐都是1.3角,早餐4分钱,每月伙食费需9元。父亲每年寄给我100元港币(约32元人民币),仅能支撑3个月。学校发现我的困难后提供每月8.5元奖学金,我不想花费国家太多钱,没有申请更高的额度。
在五中,我度过了充实的岁月。初一第二学期顺利加入共青团。初二参加了演艺社团,将歌颂祖国的心声通过舞台传递给更多人。初三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兼宣传部长、侨生工作组学生部组长、民兵副大队长。由于学习成绩不断进步、学生干部工作表现突出,我被保送读高中。
高一暑假期间,广东省侨联组织归侨学生自费前往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和武汉研学。由于我做学生干部时积累了丰富的服务侨生经验,省侨联任命我为副领队,免去了我的费用。活动中我结识了许多归侨朋友,饱览祖国河山,特别是在上海参观博物馆时看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展品,内心深受触动。
高三则是过山车般跌宕起伏。由于有摄影基础,我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等院校。考试设置了特定天气下光圈、快门如何调整等题目,于我而言并非难事。但我的录取通知“杳无音信”,直到高考前夕,我才得知北京电影学院暂停招生。晴天霹雳后,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影班送来通知书,让我一时心安,但摄影班随后也宣布停办。重新参加高考后,我被佛山师专(现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数学专业录取。
进入大学校园,我不断进步,在学习、体育、表演、歌唱等方面均获奖项,加之有学生干部经历,很快任学校团支部书记,同时负责广播等宣传工作。
回到祖国,我不仅有了学习深造的机会,还找到了亲人。被五中录取后,我有了出路,不会成为负担,才根据父亲回忆的“家谱”,前往原越秀南东濠涌糙米栏街一带挨家挨户寻亲。很快我幸运地遇到了四姑丈夫的妹妹马女士,她带我找到在广州的七叔,随后又与伯父和在中山做中医的六叔相认。每到寒暑假,我便前往六叔家,跟随他运、晒药材,或做一些杂工,他给我一点生活费。
1959年,在广州市第五中学读高中时的照片
1961年,吴俊秀(中)在佛山师专读书,假日在广州活动时与同学合影
桃李笑春风 侨爱汇侨心
1963年,毕业骊歌奏响,我从佛山师专毕业,被分配到原番禺市钟村中心小学任教。不久后,国家提倡办农业学校、鼓励半农半读,番禺的农业部门向教育部门申调工作负责、业务突出的老师协助办校。我被“点将”,前往石碁海傍农场建设的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做管理工作。在这里,我与农场的工人结下了深厚情谊,也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提供保护和帮助。
世事浮沉,但我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从未动摇,获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从数千名农业部门的干部职工中脱颖而出,被派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
得益于教学业务和政治表现良好,1970年,我被调到仲元中学任教。期间,我贯彻德智体发展等教育路线,并进行相应的教育改革;打磨的思政大课也受到多方肯定。
1980年,我经过层层考核,在持续申请十七年后终于入党,完成了一大心愿。
1984年,我的工作生涯迎来转折,番禺市委组织部提我到番禺市政府办公室文教科,从事文教工作6年。
1990年,我被调到番禺市侨联任副主席,负责联络、接待侨胞,并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我发挥自身“侨”的优势,与当地社团建立联系,接待他们回国参观访问,介绍祖国的发展和成就,还被马来西亚庇能番禺会馆推选为名誉会长。
1993年,我被番禺市政协全体成员及番禺宾馆全体员工推选为番禺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1994年,又被推选为广东省侨联委员。带着汇聚侨心、凝聚侨力的热情、负责外联和为民工作直至1998年退休。
国家侨务工作不断推进,给了我到山打根探亲的希望。1994年,时隔近半个世纪,我和妹妹们重聚,打开尘封已久的太平洋生活记忆。但兄妹相携的时光终究留不住,大妹、小妹于2021年分别在山打根、文莱去世。曾经我们感叹下次见面不知何时,如今三兄妹仅剩我一人,再也不必追问了。
可能我和很多归侨有着共同的经历,曾在异国或因战争、贫困而受难,或因华人身份被歧视;也曾遭受怀疑或伤害,但我们相信光明在前,始终对建设祖国充满憧憬;到如今颐养天年,子孙亦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待到闲时城市漫步、乡间追风,捧着可口的饭菜,忆起往昔,苦尽甘来,平静如斯,恍然如梦。
1994年,第一次重回山打根,与大妹、大妹夫合影
三兄妹重聚山打根